第(2/3)页 曹丕是个有点公子哥儿脾气的主，偏偏何晏又总是处处与其争风，于是曹丕常常白眼一翻，轻蔑地点点下巴，叫何晏“拖油瓶”，当了皇帝之后更是不想理睬他。好在，曹丕时代，所有曹氏兄弟都不得待见，何晏受的那点委屈也就不那么明显。 但到了曹丕的儿子曹叡手里，何晏更受到与辈分不相称的狎辱：曹叡听说何晏长得白，有人说是天生的，也有人说是他天天扑粉，人造的。于是曹叡就大热天的请何晏喝胡辣汤吃馒头，吃得何晏汗流浃背。何晏擦汗的时候曹叡使劲盯着他的脸，一眨不眨。可是，何晏从容地擦汗，脸色慢慢透出皎皎如月的胭脂色来。 虽然年纪差得不大，但是曹叡明目张胆调戏的可是他叔叔。明珠玉石在庙堂之上是国之宝器，但在风月场里也只是“血色罗裙翻酒污”的道具。因而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处境尴尬的才华和美貌有时候比平庸更容易惹来侮辱。 虽然偶尔调戏一下长辈，但是总的来说，曹叡心肠不坏：他给了何晏一个驸马都尉的闲缺（何晏娶曹林的妹妹金乡公主为妻），主要工作只是做诗词歌赋赞扬太平盛世。何晏虽然不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发挥才华，但本职工作做得还不错。他在这时期写的《景福殿赋》流传至今。 可究竟是不甘心。二十出头，血气方刚，对于有才华的人来说，全世界都可以踩在脚底下。何况两代君王的作为耳濡目染，魏明帝时代国家又动辄地震、日食，不太平，何晏无法抑制他经世救民出人头地的愿望。再加上曹叡基本沿用他爹的那套人马，对于何晏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执政者的保守老化无疑是政治改革最大的由头。 可是他手上没权啊。一个靠裙带关系得来的关内侯根本不管用，于是他自然而然地跟锐意改革的小青年们一拍即合，日日集会，天天吐槽朝廷上那帮挥舞着礼法大棒的当权派们。年轻人总是习惯对他们的上一代嗤之以鼻，不管上一代曾经多么新潮过，在这一代人的眼里，他们都是老顽固。这帮青年有夏侯玄、荀粲、邓飏，都是文化人，都是吸收了崇尚自然、行止自由的新思潮的年轻人。他们从时政说到人才，讨论选拔人才的标准，话里话外不点名地指摘当朝大佬们缺乏“资质”。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汉末清流让政府头疼的“民间政治团体”又复苏了。文化人太自由的时代就这样，想法多又有蛊惑性，议论的主题总不离当下的政府不够好。无奈，不镇压就得到处灭火，曹叡颇有法家的铁腕，以“浮华交会”的名义，把这帮人通通赶出朝廷去，闲差也没得做了。 好不容易燃起的政治热情被曹叡灭烟头一样掐个干净，何晏不是不郁闷。人都是政治的动物，况且东汉末年的影响和少年时代的耳濡目染让他有一种错觉：治国平天下是他的分内事，曹丕、曹叡能做的，他能做得更好，无奈命运多舛，怀才不遇。他需要一种发泄的办法，刚巧曹家收藏了好些神仙方术，于是无所事事的他埋头研究出一贴让自在灵魂脱离肉体桎梏的药方——这就是后来文艺青年们最爱的古代***——五石散。 何晏的运气不差，只熬了六年，曹叡也死了。司马懿把遗诏的四个辅政大臣做了一个“精英淘汰”的安排，把有能力的曹宇、曹肇都给赶了出去，只留下一个最好对付的曹爽，然后看这个傻乎乎的改革派嘚瑟，等着抓他纰漏。 作为浮华案里同甘共苦的老哥们儿，曹爽也果然够义气，让何晏去掌管实权职位：组织部长，吏部尚书。 却是他最不该在的位置。 何晏这个人，爱出头又太较真，完全不适合混官场。组织部长这个位置偏偏是官场里的润滑油，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谁都是亲兄弟，一转头谁都不认得。但是人往往缺乏自知之明，人生就一次，合适与否，不试过怎么知道？何晏大概抱着这样侥幸的心态，想在这个位置上开始一场酝酿了很久的“正始改制”。 改革一向是最容易招惹是非的事情，打破现时的平衡，总有人的利益受损，有的明着跟你跳脚，有的暗着玩阴谋，连商鞅那样的铁腕都被车裂。因而古往今来，锐意改革者，无论成功与否，都没有好下场。 何晏太想解决汉末以来有能力的人却在野不在朝的问题，却不知道这个问题本就解决不了。在朝的人不一定最有能力，却是在合适的时机出现的合适人选。民间臧否政治的原因不在于选官系统出错，而在于不能达到最优。但是，政治是平衡的产物，和稀泥或者有才者不在其位是必然。可是何晏不行，他的高傲决定了他对于最优的痴迷。正始改制，收缩州郡中正的选拔权力，扩大吏部的选举权，目的是在地方上避开司马懿的影响控制更多的人才。他们改革了行政机构，把州、郡、县三级行政机构简化为州、县两级。一来是裁掉冗员，二来也是扩大中央对地方的影响力。 但是这个改革在魏国内部矛盾重重。本来岌岌可危的派系平衡在曹爽陆续安插己方人手的动作中陆续被破坏，本来应该压阵的老臣司马懿离休回家，摆出一副不管不顾、等着看好戏的样子。于是恶评浊浪滔天，首当其冲的，是新任吏部尚书何晏。 这个位置在此时是老派尚礼法的名士和新兴的尚自然的名士斗争的最前沿：曹爽把原来的组织部长卢毓调开，硬生生地插进了何晏，但何晏无法服众。 有名气是不错的，但是口谈玄言的新锐们上台之后却并没有新锐的政策：对于何晏来说，个人生活可以嗑***，家门大开，对贵公子与叫花子都一视同仁。但是治理这个社会，何晏显然缺乏想象力。他想到的还是儒家的那一套统治礼法，儒家在这里真正成了何晏的大棒。个人生活和施政措施的矛盾让他看起来就是一个信口雌黄、言行不一的人。何晏也没有办法：他是一个学问家，儒家、道家都精通，但是他的学问没有形而上的原则，具体表现在他不知道怎样把他信仰的道的观念，体现在日常的伦理名教中，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他没有找到一条宇宙原则指导可见世界的下降之路。他想要一个好的社会，他能想到的好的社会规则似乎只有臣忠帝仁，但这个原则推而广之必然是家庭生活的父慈子孝，和个人生活的正心、诚意、修身、节欲。但是他又不想在个人生活中违心，他从心底鄙视汉末那种制造仁孝假货的行为，他的个人生活是自然、随心，甚至有些放荡不拘小节的。这让他看上去更像个虚伪的人。 这个何晏解决不了的痛苦问题，是从建安名士起大家都没弄清楚的难题，所以从最后一个汉末清流孔融消失之后，建安名士把仁义理想变成了文学：当实践理想的愿望屈服于生存本性的时候，它只能以一种痛苦的形式留在木椟竹简上；所以曹丕、曹叡都高举仁义大旗，却把严刑峻法那套玩得滴溜转。可是，自己都不相信的信仰，怎么能叫别人相信？当然，你可以认为“好老庄，尚自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利，下层百姓还是要以“仁义”来统治，但这是说不出口的理由。旧的不合人性的礼法要垮台了，但是新的却还不能自圆其说。解决这个问题，要等天才王弼。 第(2/3)页